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你们好！

今天，是我父亲蔡希陶的百年诞辰和逝世三十周年。我父亲是一位植物学家，之所以今天那么多人纪念他，是因为他曾经为国家，为老百姓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为中国植物学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下面，我向大家讲几个和父亲有关的故事，作为对他的纪念。

1991年，我去探望中科院北京植物所原办公室主任杨森先生。他告诉我说，你爸爸是一个思想敏锐而超前的人。热植园建园以后，那时国家是计划经济，全国上下提倡艰苦朴素、节约闹革命。热植园的职工工作热情很高，但是生活很艰苦，住宿条件很差。园里的招待所也只是几间简陋的平房。在这种情况下，你爸爸提出：要想留住人才，要想让请来的专家能安心工作，首先必须为他们创造好的生活条件，盖好的宿舍和好的专家楼。还可以利用版纳的资源优势，在周边搞一些旅游项目，例如竹筏漂流等。你爸爸在当时那个年代，就能提出这些意见，是极为超前的，真是不可思议。

1977年，父亲因脑血栓第二次住进医院，中科院的建筑工程师陈振林前往昆华医院看望他。两人过去从不相识。父亲得知陈先生是搞建筑设计的工程师，非常高兴。不顾自己病重的身体，把热植园的景观、环境、气候等情况向他做了详细的介绍，提出许多设想。其中之一，就是请陈工程师帮助设计且有傣族民族风格的专家楼。父亲还提出一些建筑用材方面全有绿色环保意识的建议。陈先生回到北京后对我说，你爸爸的观点很先进，很有特色。

现在，热植园已成为国家AAAA级景区，正在争创国家AAAAA级景区。2011年元旦启用的科研中心及具有傣家风格的专家别墅，其先进和雅致真是超出想象。我父亲的很多设想，他生前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现在，他的继任者们，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把事情做得这样完美，倘若父亲九泉之下有知，一定倍感欣慰。

现在，昆明植物所、昆明植物园、热带植物园，可以说是美轮美奂。回想起60多年前，我家从昆明市区坐着马车搬到黑龙潭的情景，真是不可同日而语。黑龙潭的自然风光很美，我和弟弟妹妹在这里扑蝴蝶，采野花，捉小鱼，度过了快乐的童年。但对父亲来说，那段日子是很艰辛的。那时正值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之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当时，昆明植物所是一个私营研究单位，经费十分困难，全所职工的生存都成问题，为了把植物所维持下去，父亲就带领全体职工生产自救。到山上开荒种地，家属也全部参加。我们三姐弟和带病体弱的妈妈都去了。父亲又经过调查，决定在昆明开一家像样的花鸟店，来补充所里的经费，于是就在福照街开了一家鹦鹉商店。父亲时常去查看经营情况，带我去过几次，店里有许多五颜六色的鹦鹉和小鸟，有不少人来来往往，很热闹...有一年，快要过年了，全所职工还在等米下锅。大年二十九，父亲卷起裤脚，和几个工人一起，挑着自己种的白萝卜和青菜到小西门叫卖，直到天黑才回来，勉强过了这个年关。

记得解放前的一天，父亲去附近的蒜村买米。可是很快就空着手回来了。原来路上遇到一个农民在路边哭，父亲得知他丢了钱，几乎没法活下去，就把身上的买米钱全部送给这个农民。临解放前的一天早上，隆隆的炮声从龙头村方向传来，国民党败兵向黑龙潭逃窜。父亲立即组织职工和家属加入逃难的队伍，朝北边的山里逃难。在路上，看见一个中年男子痛苦地倒在路旁，大腿上受了伤，流着血。当时人们顾不得这些，逃难的人群匆匆忙忙从这个人旁边走过。爸爸蹲下来问明情况，原来他是一个水果摊贩，在逃难的路上被流弹击伤，水果摊没了，身上又无分文。父亲立即掏出些钱给他，才继续赶路。

1960年，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食品极度匮乏。过年了，我们云南航海队每人发两颗苦菜。这些菜是我们航海队在海埂训练基地开荒种的。这是我们能带回家过年唯一的东西，非常难得。见我提回好久吃不到的苦菜，全家人高兴极了，李大妈忙着准备下锅。这时，爸爸对我说，渊明，把那颗大一点的给楼下陈师傅家送去。当时我一点也没感到意外。因为陈师傅是植物所的司机，工资很低，爱人没有工作，两个孩子，家庭非常困难，爸爸妈妈经常想着帮助他家。

1961年4月，妈妈在昆华医院去世。当时我和爸爸守在床前。我亲眼看着妈妈停止了呼吸，直到医生告知我们说她已经去世，我才明白妈妈真的永远离开了我们。我当时控制不住自己，嚎啕大哭起来，爸爸说什么我根本没有听见。直到爸爸紧紧地抱住我，把我按到椅子上说，渊明，这是病房，病人要休息。现在是深夜，你要为病人着想，不能这样自私，不能只顾自己。后来，我才慢慢的平静下来。我们的爸爸和妈妈在上海相知、相识、相爱。妈妈考入清华大学后，爸爸就放弃在上海的大学学业，随后到了北平，在北平静生生物研究所工作。他们浪漫的爱情，经历了战乱、动荡、逃难和贫病交加的考验，几十年来始终不渝。现在想起来，最痛苦的应该是爸爸。但是在他最困难，最痛苦的时候，仍然首先为他人着想。

爸爸思维活跃，性格豪爽，结交了一批志趣相投的朋友。我记得闻一多先生，吴晗先生，向达先生等诸位都是我家的常客。当时我很小，听不懂他们说些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有时候他们高谈阔论，有时候慷慨激昂，有时候诙谐幽默。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他们比赛谁能用牙叼起桌子，爸爸获胜后昂首纵声大笑的样子，我至今不忘。他们的这种友谊被国民党的罪恶子弹打断了。妈妈后来对我说，1946年7月的一天，在家里听到枪声，过了一会爸爸妈妈到门口一看，巷子里空无一人。当得知是闻一多先生被国民党暗杀了，万分愤慨，无比悲痛。在那严重的白色恐怖时刻，爸爸妈妈不顾个人安危，立刻去医院看望身中数枪的闻一多先生的长子。后来，闻一多先生的家人离开昆明时，把家里的黑色大立柜和一个黄色搪瓷脸盆送给我家。爸爸妈妈十分珍惜这两件东西，常常提起闻一多先生。文革期间，造反派抄了我家，家里被扫荡一空，这俩件文物也不知所终，非常可惜。吴晗和妈妈是清华同学，又是爸爸的浙江小同乡。两人脾气相投，又都性格耿直，豪爽。所以，两人交往甚密。解放后，吴晗任北京市副市长，因为知道爸爸酷爱动物，便力邀爸爸去北京担任北京动物园主任。但此时，爸爸已离不开他所热爱的植物学事业，离不开经历了千辛万苦创业的昆明植物所，离不开云南这片红土地，于是便谢绝了吴晗的邀请。文革中，爸爸因吴晗的“海瑞罢官”受牵连，吃尽了苦头。真可以说是：世事难料，不胜唏嘘！在文革中所受的折磨和痛苦，爸爸从未向我和弟妹们讲过。只有一次，他说在热植园时，造反派让他去食堂做饭。因为当时那个年代缺肉少油，做的饭肯定不好吃，造反派很不高兴。后来，他用自己仅有的生活费买了一大瓶味精，做菜时，便放上一大把。说这件事时，他无不得意的笑了。

今天，我只想把父亲在研究植物学以外的一些事介绍给大家，以便使大家能更全面的了解蔡希陶。

最后，我们感谢中国科学院和云南省的各级领导和单位，长期以来对我父亲的工作、事业、生活和家庭的支持和关怀。借此机会，我们还要特别感谢父亲的众多同事、朋友、同行们。多年以来对他在事业上和生活上给以的亲人般的关心和照顾。

父亲执着的事业心和他人格上的魅力，将会永远激励着我们后人。

2011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