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陶先生离我们而去已有三十年了，今天是他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我们怀着崇敬之心深切缅怀希陶先生，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蔡老年长我五岁。1928年大革命时期，他就是共青团员了，因此而被当局追查。经他的姐夫语言学家、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向胡先骕推荐，来到北平，进入静生生物调查所，任植物部助理。到静生生物调查所后，与俞德浚共同翻译瑞士植物学家A.P.德堪多的《栽培植物起源》（1883），这是他涉足植物学的第一件工作。
A.P.德堪多是瑞士三代植物学家中的第三代，他所著的《栽培植物起源》是一本经典名著。这部名著首先对栽培植物起源问题的展开研究，引起植物学家、遗传学家和植物育种学家的长期关注。前苏联农业植物学家瓦维洛夫深受A.P.德堪多《栽培植物起源》的影响，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率领一支植物采集远征队，历时十年先后到达60多个国家，采集了30余万份栽培植物标本和种子，通过总结自己的科学实践，提出了栽培植物起源学说，即栽培植物起源中心说。
瓦维洛夫将物种变异最丰富的集中地区称为起源中心或基因中心，或遗传多样化中心。将被隐性基因性状植物所控制的地区，即形成该种植物的次生起源中心。
他列举的600种重要栽培植物，有500多种在东半球，100多种在西半球。在东半球栽培植物约有三分之二起源于南亚热带山区，而在西半球则多分布在热带的纵长山地区域。
蔡老早年很有见地地参与翻译这部名著，可见蔡老学术目光的敏锐之处。对于植物园的引种驯化研究，仍不失是一部值得一读的经典著作。
1933年，我扬州中学毕业，考取清华大学生物系，来到北平，曾到文津街3号看望在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所工作的唐耀老师，经唐耀老师介绍认识了几位在静生生物调查所工作的年轻植物学工作者，有俞德浚、王启无和蔡希陶等人，当时听说“蔡希陶已有壮行”。此次“壮行”，即是蔡老只身万里，独闯云南，并顺利地通过彝族聚居的四川大小凉山，那时的大小凉山经常发生贩卖汉人“娃子”的事，风险很大。若要避开大小凉山到云南，就必须从海路绕道越南的海防经河内方可进入云南，路途之遥，让人却步。可见蔡老的胆识和智慧非同一般。
到了云南，他从东到西、从北到南，历尽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当了两三年的“采花委员”，是采集云南植物标本的开路先锋，采得标本一万多号几十万份，成为今天昆明植物研究所标本室的基本家底。后来俞德浚、王启无步蔡老的足迹，又到云南进行植物调查采集，丰富了云南植物的标本收藏。
1938年，我随南迁的西南联大来到昆明。那时静生生物调查所云南采集队住在文庙，蔡老牵头的采集任务已基本由俞德浚诸君担当。我的老师吴韫珍先生先到昆明，住在民生街，与文庙相距不远，时常到文庙造访蔡、俞等同行。我就是在文庙与蔡老相见，虽是首晤，确有一见如故之感。我和吴韫珍老师带清华学生实习，来到昆明黑龙潭的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那时的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在昆明是植物学“最高学府”，我们成为蔡老家的座上客，也常见到蔡老夫人向仲，向仲的兄长向达是在西南联大和北大任教的历史学家，著作颇丰，兄妹两都是土家族。当时聚集在此的还有郑万钧、汪发缵、陈封怀、秦仁昌、王启无、匡可仁、冯国楣、简焯波等。在那里有一个几十平方米的展览室，展示着他们出生入死、辛勤采集来的标本，可供老师学生查阅研究，当时也算是一份研究植物的“盛餐”了。
由于国难当头加上政治上的贪污腐败，生活拮据，蔡老在昆明市内的福照街开了一个单门的鹦鹉商店，养鸟、养狗、养花出卖，以维持生计。为了照顾店面和亲自饲养动物，他只得在如意巷安了一个小家，买了一匹高头大马每天风尘仆仆地来回四十里地上班。到了抗战胜利前夕，我结识了蔡老的小同乡吴晗，吴晗当时是民盟昆明支部的负责人之一，领导民主运动，蔡老的思想也是倾向民主运动。我和吴晗有时也在蔡老家会面，是蔡老家的常客，为了掩人耳目，时常一起打打麻将，故大家一直过从很密。抗战胜利后，我随联大最后一批师生“复员”北平，临行前到蔡老家告别，我为他们一家拍摄了一幅“阖家欢”，那时渊明、仲明两个女儿都还不大，君葵则还在襁褓之中，蔡老一家的“阖家欢”照片至今我还珍藏着。
解放后，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改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昆明工作站，蔡老任工作站主任。当时负责接管的军代表魏英同志来京时告诉我：邻近解放前，蔡老带领农林植物研究所的七八个人，在最为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种烟、种菜，维持生活，完整地保存住黑龙潭的家底，迎接解放。魏英还告诉我，在昆明接管的诸多单位中，蔡老坚守的农林植物研究所是保存最好、接收最顺当的单位，受到军管会的表扬。蔡老此举很是令我敬佩。
蔡老来到云南，足迹遍及三迤大地，为云南烟草种植业和橡胶种植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俞德浚和邹家才在黑龙潭旧地进行“大金元”的引种试种和适应性栽培研究，撰写下“云南烟草栽培试验报告”，俞德浚赴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进修后，蔡老担当起烟草试验推广的工作。对云南烟草种植业的发展，蔡老立的是头功。
1951年，蔡老组织橡胶宜林地考察，考察区域包括屏边、金平、河口、思茅、普洱、保山、德宏、盈江等地。拍摄到三叶橡胶照片，当云南省农林厅的魏英将蔡老得来的照片呈送陈云副总理看时，陈云副总理说：“我们就是要发展这种三叶橡胶。”，从这一点来说，蔡老对云南橡胶种植业的发展立的也是头功。
为了建设昆明植物园，蔡老提出接收昆明龙头街瓦窑村刘幼堂家所存的一批茶花苗木的建议，蔡老专程来北京汇报此事。当时刘幼堂被视为地主，很容易受到非难。我时任副所长，支持蔡老这一大胆而有远见的建议，为昆明植物园茶花园奠下了根基。虽然在后来的“文革”中成为被批判“好材料”，但蔡老做成一件奠基性的大事。
上世纪50-60年代，蔡老对橡胶、紫胶和热带生物资源的考察，更是一马当先。1958年，我来到云南，与蔡老长期共事，我们共谋“花开三带，果结八方”的科学梦，蔡老又是一马当先，亲赴丽江玉龙山考察选点，提出建设丽江高山植物园的雏形。蔡老请来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彭加木先生，帮助筹划创建植物化学研究室，后又请来蔡宪元先生，从研究植物芳香油起步，用植物化学手段开启开发云南植物资源的全面研究，搭建起科研平台。蔡老立的又是头功。
为创建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蔡老担起“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重任，率领18位年轻人，在大猛笼小街创建热带植物园。蔡老和周光卓先生等一同骑马从小勐养沿河谷一路考察来到勐仑，发现葫芦岛这块宝地。才有热带植物园先于大猛笼小街始建，后即转移到勐仑葫芦岛大建的归宿。
如今的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规模已成，人才积聚，创新发展，进步长足。蔡老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在天堂的蔡老定感欣慰。蔡老无疑是“云南科技界的一面旗帜”。
“文革时期”，蔡老画龙点睛为吴晗的《海瑞罢官》的“罢官”点出一笔，被打成“活老虎”，在少人偏僻的地方受尽磨难，吃尽苦头。但他执一追寻科学，终于让“葫芦”里的“药”闻名于世。
在蔡老诞辰百年之际，我愿再赞：“希陶同志真奇人也，始以率真见奇，因行奇事，建奇迹而越显其率真。”
我年近九六，似乎走到生命的顶头了。蔡老过早地在初到古稀之年时就仙逝了，三十年来，每提及学长、老友和同事的希陶同志，故人往事涌上心头，难以入眠，犹如蔡老还在身边。
蔡老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